1940年春天，爱国华侨领袖、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回国慰问抗战军民，考察抗战情况。
为了招待他，蒋介石仅在重庆一地，就准备了8万元的经费，当时购买一架飞机也只需10万元出头。是何原因让蒋介石下如此“血本”？
原来，蒋介石是看中了陈嘉庚在华侨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更重要的是陈嘉庚具有筹措大量钱款和物资的能力。
因为，他希望祖国早日统一，枪口一致对外。所以，陈嘉庚曾组织爱国华侨，为抗战捐赠了大量钱款和物资。
1936年秋，南京政府为了给蒋介石庆祝50寿辰，向陈嘉庚提出组织捐款购买飞机的请求。为增强抗战力量，陈嘉庚给蒋介石捐赠了130万元（可购买10余架飞机），作为“寿礼”。
1937到1940年仅4年时间，陈嘉庚就组织爱国华侨，为祖国抗战筹措了两三亿的钱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接待陈嘉庚时，虽也热情，但却只有简单的两菜一汤。
然而，在先后考察了重庆、延安等地，和蒋介石、都有了深入的交流、接触之后，陈嘉庚对蒋介石的态度，从拥护转变为反对，最后更是与之彻底决裂。
而对，陈嘉庚从一开始的不太了解，到认为是中国的希望和光明，最后更是欣然接受的邀请，出席了新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了我党的坚定拥护者。
陈嘉庚先生在回国慰问考察期间，在重庆、延安等地分别经历了什么？他对待蒋介石的态度为何会发生如此之大的转变？下面，我们细细道来。
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今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其父亲是最早一批去新加坡做生意的闽商。
陈嘉庚在国内念完私塾，便出国接管父亲的顺安米店了。陈嘉庚头脑灵活，好学上进，且讲究诚信，因此，他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创办罐头厂，涉足种植业等。
但是，在华侨里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并非完全因为陈嘉庚的生意做得大，还在于他怀有一腔爱国热血，并且为祖国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
他热衷于兴办文化教育以及公益事业，1913年至1920年，陈嘉庚先后在家乡集美创办中小学、师范、航海等学校，1921年，他又创立了如今仍屹立于我国名校之林的厦门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致力于为抗战募捐筹款。据统计，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而华侨汇款就占11亿元，其中捐款约占10％，而南洋华侨捐款就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多。
募捐筹款的同时，心系祖国的陈嘉庚，决定于1940年3月下旬，以南桥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慰问抗战军民，考察抗战情况。
然而可悲又可笑的是，对于一些嘴上是主义心里是生意的高官来说，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招待、拉拢方式，无非也就是“砸钱”，大摆宴席之类的办法。
3月25日，陈嘉庚以及随行的四人，乘飞机抵达了重庆。应易安、吴铁成及邵力子等人作为蒋介石的代表，连同200多个单位，千余人在机场热烈欢迎。
之后，便是大大小小的宴会。慰劳团中有一名人士侯西反，他说在重庆的两个多月里，没有一天不赴宴的，有时候甚至一天要赴两场宴。
蒋介石原本想用这种“热情”的招待，讨陈嘉庚欢心，但是他不知道，陈嘉庚对这种奢侈的应酬极为反感。
他认为，这种铺张浪费的招待，在抗战的背景下，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而且重庆这样做，有可能引起其他各地的竞相攀比，于是，陈嘉庚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启事：
“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当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看到消息后，为了给陈嘉庚留下好印象，蒋介石下令：严禁公务员酬宴；惩治开宴的茶店或酒楼主人。
而且，在几天后，陈嘉庚拜访蒋介石夫妇时，为表简朴，蒋介石只准备了四五样菜和面包作为招待。交谈间，蒋介石也故意表现得虚怀若谷、从谏如流。
然而，即便老蒋集团极力掩饰，无奈，内部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正所谓纸包不住火，在热情的招待下，陈嘉庚还是发现了存在的诸多问题。
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是，政府要员、高官的贪污腐化、奢靡成风的问题。
一个典型例子是，当时富丽堂皇的嘉玲宾馆是孔祥熙私人开办。一开始，陈嘉庚还不相信，后来，孔祥熙恬不知耻地亲口告诉了陈嘉庚，他才相信。
孔祥熙作为老蒋集团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不思政务，竟然开办私人产业，以权谋私，而且毫不避讳，可见当时内部贪污腐化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那些中央委员，都身居要职，但都假公济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论年龄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至少还要占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即使出世了，或者还在学校读书，恐怕也要三几十年后才能出来担当国家大事吧，国家前途深可忧虑！”
除此之外，更让陈嘉庚感到担忧的是，不断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他认为这样对团结抗战的大局极为不利。
在重庆期间，陈嘉庚就有想去延安一趟的想法。一种原因是因为他之前对不十分了解，想借此机会进一步探索一下；另一方面，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为了调节两党关系，巩固团结抗战的局面。
得知陈嘉庚想去延安的消息，蒋介石大为不安，他担心陈嘉庚会倒向我党一边。这说明蒋介石对我党的感召力是了解的，也说明他对的凝聚力是心虚的。
于是在成都，蒋介石又邀请陈嘉庚参加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宴席。席间，蒋介石试探性地问陈嘉庚：
一听到延安，蒋介石的敏感神经似乎被触动了，他开始情绪激动地大骂我党，说了我党很多坏话，大有滔滔不绝之势，并在最后嘱咐陈先生道：
普通人之间的交往，背后诋毁说坏话的做法，尚且令人不齿，何况一党首脑，可见蒋介石也确实是黔驴技穷了。
陈嘉庚在两个多月里，对重庆、成都等地的考察，结果让他大失所望、忧心忡忡。因为，在身上，他看不到民族的希望，对于抗战的结果，他深感担忧。
带着沉重的心情，考察完西安之后，按计划，下一站是延安。为避免陈嘉庚倒向我党，蒋介石也真是煞费苦心。
另外，还安排了一些“民众”，在陈嘉庚乘车去延安的途中，向他投递了一些污蔑我党的“控诉书”。
但是这些“控诉书”，被陈嘉庚当着寿家骏的面，直接撕了。因为，能取得如此成就的陈老爷子，绝非糊涂人，心明眼亮的他当然知道“控诉书”是怎么回事，只是没有挑明而已。
由于陈嘉庚先生的一腔爱国热血和他为祖国做的贡献，对于他的到来，我党以及延安民众是发自内心地欢迎。
延安南门外，迎接陈先生的社会各界人士，多达数千人。但是和重庆的迎接人群不同的是，陈嘉庚在延安感受到了朴实和真诚。
“我早就希望到延安访问，现在实现了这一愿望很高兴。广大华侨热切盼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共同抗战，唯有这样才可以进一步激发华侨的爱国心，为祖国抗战多作贡献。”
欢迎会之后，因没有什么像样的官邸、宾馆之类的，同我党我军领导一样，陈嘉庚一行人被安排在了窑洞里面住宿。
6月1日下午，在朱德的陪同下，陈嘉庚在杨家岭和见了面。两人热烈握手，相互问候。
陈嘉庚注意到，的窑洞内，墙上挂着一幅地图，屋内陈设十分简单，有一些木椅，和一张老式民用木桌。
“……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还会受到打击和摧残，统一战线将破裂，全国内战亦将再起，抗战前途定将葬送……总之，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可以做到真正的团结。”
我们的政策，是基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教训之上，制定的。但是，当时陈嘉庚还未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不过，他被诚恳的言辞打动了。
交谈过后，到了饭点，也为陈嘉庚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丰盛”只是相对平时而言的，和的宴席比，那就寒酸了许多。
这顿饭餐也只有两菜一汤，分别是一盆大白菜，一碗咸菜（有说是萝卜干的，也有说是豆角干的），和一盆鸡汤。
陈嘉庚虽然生意做得大，但是平素生活简朴，这顿饭也颇合他意，他吃得舒坦、有味。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陈嘉庚和经常一起交谈，一起吃饭，他逐渐产生了对的钦佩之情。
一次，陈嘉庚和谈话时，有几个在延安学习的华侨学生正好过来，也没有向敬礼，而是毫无拘束地直接加入了他们的交谈中，很自然；
还有一次，在办公的地方和总司令部的人商讨一些事情，陈嘉庚也在场，屋里人多，几乎挤满了所有长板凳。这时有一个参会的勤务兵刚刚赶到，他见旁边有一点空隙，就挤着坐了过去，为了让他坐得舒服点，边说话，边往旁边让了让；
有一个习惯引起了陈嘉庚的注意，那就是他烟抽到一半时，如果临时有事，他不会把烟扔掉，而是掐灭，等下次继续抽。
这些工作、生活中的习惯和小事，让陈嘉庚深切地感受到了的简朴、真实，与之对比，他更加感受到了老蒋那边的虚伪、奢侈。
延安大大小小的商店，都是私人开办，和政府人员无关，商店只需向政府缴很轻的税；
延安的民众不像所说，穿着长袍马褂，而是都衣着较好，且精神面貌很好；
农民土地没有被没收，而且赋税很轻，一亩地最多需要交7斤半粮食，其它需要缴纳的款项一概没有。
深入了解和考察之后，陈嘉庚发现，延安、、并非像蒋介石和其他人士说的那样。他对延安的考察结果非常满意，后来在回忆录中，陈嘉庚写道：
“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素有风闻，而未知其真实究竟如何，时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辩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余观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寂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6月8日，陈嘉庚离开延安，前往山西进行慰问、考察。对延安的考察，让他一扫往日阴云，心情愉悦起来。
救星自然指的是，指的是，但是此时，陈嘉庚对蒋介石还没有彻底失望，仍抱有一丝希望。
交谈没多久，蒋介石明白了陈嘉庚的来意，他的敏感神经似乎又被触碰到了，气急败坏、声色俱厉地说：
见蒋介石这样，陈嘉庚也没再多说，他对蒋介石的为人和立场，已经基本清楚了。
这次会面之后，按计划，陈嘉庚又去了西南和东南各个省市进行慰问考察。离开重庆不久，思虑再三，陈嘉庚决定再做一次争取。
于是，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陈嘉庚语气委婉、言辞诚恳，表达了对蒋介石的一些看法，主要意思还是希望，蒋介石能以抗战大局为重，减少摩擦，一致对外。
但蒋介石顽固不化，他并没有被陈嘉庚的诚恳打动，相反，又多了几分对陈嘉庚的戒备。
在昆明、桂林等地考察期间，见蒋介石无动于衷，陈嘉庚决定，公开发表回国后一路考察的所见所闻，公平公正地评说各地情况。
对于一些严重的问题，陈嘉庚也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抨击。这让蒋介石大为不悦，他立马决定对陈嘉庚实行三项政策：
对于蒋介石的三项政策，陈嘉庚一笑置之，没做过多理会，他接着来进行着考察和慰问。可以说此时，陈嘉庚对蒋介石仍然没有彻底绝望。
考察中他发现，官员可谓是为非作歹，家乡民众生活凄苦，民不聊生，田赋等各项税收严重过高。
当时，陈嘉庚还以为，问题的根源在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身上。于是，他多次致电蒋介石，如实地反应福建的情况，但始终未得到蒋介石的回应。
1940年12月8日，历时8个多月的慰问考察结束了，陈嘉庚一行启程返回新加坡。途中，陈嘉庚意外地接到了蒋介石的回电，电文中，蒋介石说：
至此，陈嘉庚才知道，福建的问题根源并非仅在陈仪身上，主要是在蒋介石身上。这让陈嘉庚对蒋介石彻底绝望，从此与之彻底决裂。
回到新加坡后，陈嘉庚完全站到了我党统一战线的一边，完全拥护中国、。在新加坡，陈老继续为祖国、为抗战竭尽所能。
1949年1月20日，言辞诚挚，亲自电邀陈嘉庚，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6月7日，阔别十年的和陈嘉庚终于见面了。陈嘉庚紧紧地握着的手，激动地说：
“延安临别时，我答应你做的两件事，全都做到了。一是告诉蒋介石团结抗战无恶意，但他不听；二是宣传延安所见所闻，这可‘得罪’了蒋介石。”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和、蒋介石和，各自什么样，人民心中是十分清楚的，任何掩饰、伪装都是无济于事的。
可以说，陈嘉庚是和在人民心中地位相差之悬殊的最好见证人。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