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出动了1.4万余人，这些人来自3个旅，还派出了包含航空母舰在内的21艘军舰，80多架飞机，加入了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英国由此成为除美国之外出兵数量最多的西方国家。
英国进行这种军事参与，更多的是为维持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摆出的一种政治姿态，这实际上也将曾经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在战后国际格局里的尴尬境地暴露了出来。
当时担任首相的艾德礼，尽管对美国的远东政策持有不同看法，可是在杜鲁门政府的压力之下，也只能作出妥协。不过，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新中国掌握着他们很大的把柄。
香港坐落于南海之畔，仅被一条深圳河与中国大陆分隔开来。香港对于英国而言，堪称其在远东地区的“掌上明珠”，是这个帝国最后的体面所在，然而香港的经济命脉却与大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能这样讲，香港能否保持安定，新中国政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广东之际，以四野的战斗能力而言，只要华南局下达命令，只需数小时就能够将驻香港的英军彻底击溃，不过并未有任何行动。
遵循毛主席等领导人的深谋远虑，当初之所以不收回香港，一种原因是在新中国遭受西方封锁的情况下，留存一个与西方交流的通道；另一方面也还是为了使英国人有所顾虑，不至于完全依照美国的想法与中国敌对。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港英殖民政府的官僚们在时任港督葛量洪的带领下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香港的总贸易量中有37%是与内地的贸易额，香港民生需求所需的粮食、日用品，有60%以上是由大陆供应的。
由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全面禁运政策，其实就是把香港摆在了两难的处境之中：要是严格按照禁运要求执行，香港就会失去转口港的地位；要是表面遵从实际却背道而驰，那就非常有可能受到美国的制裁。
1951年5月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决议之后，这种矛盾趋于极致。港英当局只得颁布《进出口（战略物品）规例》，不过在暗中保留了“例外许可”制度。
港英政府的官员那时心里十分明白：“我们只可以在华盛顿的强大压力与香港的真实的情况之间小心翼翼地搞平衡。”档案资料表明，在1951到1953年期间，香港向中国大陆输出的“非战略物资”，其数额逆着形势增长了23%。
纺织品、药品、钢材、汽油、煤油、柴油以及五金、麻包等被称为“灰色物资”的物品，经由繁杂的报关流程不断地向北运输。
更有这样的情况，港英政府的海事处竟然还对有关系的特定商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颁发了“特别通行证”。这些商船在夜间驶离港口之后便关闭应答器，顺着大屿山西侧的隐蔽航道朝着澳门驶去。
与香港所面临的限制相比，处于葡萄牙统治下的澳门凭借其中立的地位成为突破禁运的关键之处。澳葡政府灵活运用《中葡友好通商条约》留存的条款，把贸易管制的标准确定为“非军事用途物资”。
这种政策的不明确性催生了一种独特的贸易生态：1951年在澳门注册的贸易公司数量较1951年大幅度的增加，南光公司、南华公司等中资机构经由隐蔽的管控布局，搭建起了遍及东南亚的采购网络。
南光集团的运营可谓是隐蔽战线方面的楷模。其位于澳门的总部在殷皇子大马路的一座毫不起眼的骑楼之中，借助何贤、马万祺等爱国商人的社会关系，构建起三套独立运行的体系：
采购团队打着“南洋贸易行”的名号与供应商接洽，运输团队凭借“广昌船务”来调配船只，结算团队运用澳门银号展开离岸资金的清算工作。
为躲开检查，重要物资常常运用“二次包装”的策略，像把五金器材标成“农具配件”，抗生素扮作“鱼肝油制剂”等情况，多不胜数。
在这场贸易的较量当中，的创业历程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型写照。霍氏家族出身于疍户，在海上遭遇过诸多劫难。1923年，一场台风致使的两位兄长丧生；到了1930年，的父亲因病离世时，全家仅仅剩下几件破旧的渔具。
的母亲刘氏领着三个孩子上岸之后，于湾仔坚尼地道搭棚子居住，靠着给人缝补东西维持生计。不过常言说患难之中出英才，年纪尚小的在皇仁书院半工半读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商业方面的天分了：他将校园汽水销售的活儿承包下来，凭借“买十送一”的办法每日能售出百瓶汽水。
抗战胜利之后，凭借母亲典当首饰所得的几百港币为初始资金，买了一艘全无动力装置的小帆船开始从事海上运输业务。当朝鲜战争爆发之际，27岁的刚刚创立了“信德船务”。
靠着对海况的了解，他最先察觉到澳门的贸易机会：在新加坡购买橡胶，经马六甲海峡运到香港，再改装到渔船上于夜间航行至澳门，每次航行的利润能达到300%。
之后，的运输业务拓展到了柴油领域。由于柴油的比重比水小，承载柴油的船只吃水深度非常浅，当它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旁人难以知晓船上装载的物品是什么，在局势动荡不安的东南沿海地区这样比较安全。
霍氏船队为了应对海上风险，创造性地建立了“三船联保”机制。具体而言，领航船会装配望远镜用以侦察，运输船则装载加固钢板，而护航船会安排武装人员。
起初并不知晓，他所运输的橡胶、柴油等物资，其背后的主要购买方乃是由我党华南局直接掌控的“南光公司”。
运送“禁运”物资的次数颇为频繁，并且他给出的价格很合理，货物也能按时送达。正因为如此，他引起了南光公司负责人的关注与重视，被列为让人信服的合作伙伴之一。
当然，运输这些紧俏物资的航线绝不是一路坦途。的船只所运货物类型较为特殊，这就引起了特务的关注。他们与港英政府相互勾结，炸沉了霍家的一艘货船，以此来发出警告。
还有一回，殖民政府的水警船把另一艘货船也给撞沉了，损失相当严重。不过当时心里已经很清楚自己所做之事，也明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坚持了下去。
霍氏船队在港英当局与特务的阻拦破坏之下，把传统帆船改成混合动力的形式，用风帆作伪装，而其实就是凭借改装后的美制GMC发动机来提供动力的。
货舱的设计极具智慧：通过在双层底舱注水来调节吃水的深度，在夹层里填充软木以确保在意外沉没时能够产生浮力。
最为巧妙的当属移动货仓系统，船员把货物分置于可拆卸的铁箱之中，在遇到检查的时候，这些铁箱能够迅速沉入预先设定好的海底坐标位置，等风险过去之后再进行打捞。
霍氏船队的运输效率凭借这种技术创新提高了三倍。在1952年的高峰时期，该船队每个月能完成20次航次，其运输量在澳门转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为15%。
据南光公司的档案记录，在1951年至1953年期间，累计运输橡胶达5000吨、钢材达1.2万吨、药品400多箱。这些物资于天津港卸货之后，通过铁路被秘密转运至丹东前线。
自然，与白道的人打交道还非常容易应对，可黑道之人毫无顾忌、手段狠辣，这就棘手多了，稍有不慎，人和船都会陷入危险境地。
在珠江口，香港至澳门之间约60海里的水路上，这片曾被殖民者分割的水域里，当下正有三方势力在游弋：挂着米字旗的港英巡逻艇、带有徽的炮舰，还有那些被称作“大天二”的亡命之徒。
那些武装集团是由的溃兵、海盗以及黑帮分子所构成的，就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群一样，在航道上任意地进行掠夺。
他们配备着由美国援助的M2重机枪以及日本制造的鱼雷艇，就连港英的水警见了都得退让几分，澳葡当局对此更是有怒不敢发。
1950年冬季的某一天，亲自押送一艘装有钢管的货船从香港驶向澳门，然而行至半途时，却被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阻拦。
对方的装备十分精良，快艇的航行速度更是远超于货船。要是把他们给激怒了，不但货物保不住，就连自身的安全都会遭受威胁。心里很明白，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帮海盗把整船的钢管给抢走。
之后，凭借自身的人脉关系了解到抢劫货船的是“大天二”。他不愿就此默默忍受损失，于是决定亲自前往澳门，意图搜集证据，向殖民当局起诉对方。
他抵达澳门之后便展开暗访与明察，没过多长时间，居然发觉有一群人正在码头售卖钢管，无巧不成书，那正是他被抢夺的那一船货物。
当时的年仅27岁，正值年轻气盛、无所畏惧的年龄，他立刻前去理论，还扬言要到澳门警署去控告这群人。
没料到对方却无动于衷，非但没有显露出一丝惧怕的模样，反倒把叫卖搞得越发起劲儿了。极为恼怒，刚要走上前去动手，却未曾想到后脑勺忽然传来勃朗宁手枪那独具特色的击锤声。
猛地一愣，察觉到枪管正缓缓地沿着脊椎朝着脖颈滑过来，在他身后的人冷笑一声说道：“要是还这么叫嚷，我就一枪崩了你。”
在社团林立、帮派纵横的香港和澳门地区，街头血拼仇杀简直是司空见惯之事，当街被人开枪击毙者屡见不鲜。深知自己此刻性命攸关，只得忍辱负重悄然从人群中退出。
返回酒店后，他反复思量，终究觉得这口气难以咽下，于是前往澳门警署报案。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澳门的警察更加惧怕的“大天二”，只是应付了事，最终没有一点结果。
多年之后，在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印象非常深刻。他说道：“未曾料到，海上运输险些就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滋味。”
然而，这般惊险的经历却愈发增强了拥护新中国的信念。毕竟，他不但听闻，而且亲身体验到在新中国的土地上不存在海盗，不存在土匪，不存在盛气凌人的外国警察，也不存在“黄赌毒”这些污秽不堪的事物。
在其一生里，未曾接受港英政府或者英国政府授予的任何荣誉勋章，不过，他很乐意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一职，参与到筹备香港回归的各项事务之中。